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现代大学制度涉及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构架包括两个层面，即宏观层面（学校与外部的关系）：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微观层面（学校内部）：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

评价标准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立的一项战略任务，因此，如何评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有人认为，评价现代大学制度是否建成的主要标准是：按要求制定大学章程、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议事规则、建立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咨询性）、完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等。这些当然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评价标准，但是这只是形式标准而非实质标准，只是阶段性标准而非终结性标准。

认为，更重要的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适应中国“由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由集权管理体制向分权管理体制、由大学行政化运作向去行政化”三大转型。大学组织的变革应该回应宏观社会背景的变迁。第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有利于培养各类优秀人才和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人才培养是大学永恒的主题，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只是人才培养的三种不同方式，科研活动和服务社会如果与人才培养无关，就不应该纳入大学职能的范围。

因此，评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有效性最终要看是否培养出各类优秀人才。培养各类优秀人才需要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稳定而灵活的办学经费，二是管理的体制机制。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现代大学制度。

载体内容

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载体。大学章程是指大学最高权力机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大学组织特性、遵守行政法规制定程序，制定出来的上承国家法律法规下启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的大学最高纲领。作为大学的“宪章”，一个完整的大学章程应该包括：特许状、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大学管理规则，这些方面奠定了一个大学的基本秩序构架。根据世界通例，大学章程具有两点共同特质。

（1）公立大学一般是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制定章程。世界各国的公立大学章程几乎都是基于国家的法律框架，英美一些公立大学章程甚至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这些为大学量身打造的章程本身就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大学章程的主要功用是规制大学权力运行。大学章程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大学权力的分配和制约。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规范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大学章程既规范大学办学行为也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由于大学章程对政府也具有约束力，故它具有一定的外部法律效力。第二，规范大学内部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党委与行政之间的权力关系、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行政人员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第三，规范大学与院系之间的权力关系。保障院系等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权是激活学术的心脏地带的需要。在这个方面，当前中国大学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权力过于集中于学校层面，院系等基层学术组织基本没有权力；二是基层学术组织过多，不利于资源共享和学科融合。解决这两个问题涉及大学内部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背后是利益冲突，要根本解决这些利益问题，需要大学章程予以明确规定。

中国模式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现代大学制度是作为褒义词使用的，它特指一种理想的大学制度。作为一种好制度，人们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于现代大学制度之中。洪堡的柏林大学因重视“学术自由”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统一”而被认定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源头，美国的大学因崇尚“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而被推崇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黄金标准。因此，人们常常把现代大学制度等同于西方的大学制度。这种逻辑体现了“理想导向”政策范式，较少考虑中国文化传统和具体问题。中国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坚持“问题导向”的政策范式，政府倡导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旨在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事实上，现代大学制度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下提出的真问题，它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三大转型的背景下彰显出来的，即由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由集权管理体制向分权管理体制转型、由大学的行政化运作向去行政化转型。所要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能够适应这三大转型的大学制度。[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通知》中明确了专项改革试点的十大任务。其中包括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12月6日 《京华时报》）

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再次被提到日程上，那么，在中国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自身模式便随之成为一个问题。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就明确提出“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规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新模式。”这无疑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一个规划性的方向，而本次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就是对于规划纲要的具体实施，而现代大学制度被放置上比较高的位置上也引发了媒体的再次关注。

所谓现代大学制度，其内涵和外延以及在中国的国情下的运行都是一个疑问。尤其是在建国之后的时间里。从源头上讲，现代大学制度诞生于中世纪的教会学校。而中国的现代大学应该说是建立于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有两个，那就是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而中国自从国立清华大学建立之后便一直在探索自身的建设模式，一直到建国之前。中国实际上形成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并存的局面，而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存在时间很短但是标本意义特殊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这样的传统上来看，不难看出，中国大学教育还是有传统的，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也是有着自身的探索的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必须严格执行，这就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无论是公办和民办教育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党支部或者是党委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叫做“依法办学”，没有根本的改变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权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方向。那么，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环节便是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乃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即探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跳出了法律的框架便成了无源之水 本之木，变成一种没有意义的探索行为。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从根源上讲乃是呼吁一种大学治理模式的“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指政治、行政和学术三权之间的分离和制衡关系。处理好高校与外部、高校内部治理的关系。“三权分立”就是政治上的党组织建设、党的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一条线，行政上政府的行政法规要落实是一条线，学术上需要独立，政治和行政应该尽可能少去干涉其自由。当然，这样的“三权分立”不是完全的独立，不是各管各的一块，乃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学术。即行政和政治要服务于学术，而这个在现代学大学制度建设上就是“教授治校 和“学术独立”原则。

中国目前很多的改革都有悖于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原则，比如需要凭借发论文的数量来判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砝码。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导向，因为从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的说法，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并没有发文。那么，这些获奖者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说明我们的考核制度出现了问题。而这样的考核制度是跟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的学术自由相去甚远的。学术自由不能靠强制推出来的论文来衡量，所以，仅仅依靠论文的数量乃是一种错误的导向，这样的导向直接导致现在中国高校内学术风气的浮躁和恶化。抄袭变成了一种规则。

大学其实根本上需要的就是三种要素，一个是“物质资源”，一个是“人力资源”，一个是“文化内涵”。假如中国大学按照这样的规则去行事的话，我们将会有希望看见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出现。“物质资源”在中国大学的高校建设中一贯是不缺乏的，那就是中国无论是什么大学都热衷的造楼运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高校的硬件设施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也应该是很靠前的。但缺乏的却是后两者的缺乏，“人力资源”包括优质的学生、高水平的教授、专业化的行政员工。“文化内涵”早在民国时期蔡元培就提出来了，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看一个大 有没有文化内涵，需要看它的包容性和宽容度。比如能不能容忍怪异的教授，怪异的学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教授曾经罹患精神疾病，但还是被普林斯顿大学包容了。史蒂芬·霍金现在只有几个手指能动，依旧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工作。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所在。

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循序渐进。按照“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的原则，呼吁“三权分立”。但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进行，对几个大学进行试点。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很多新型的学校，比如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代表的中外合作办学，比如南方科技大学。这都是新鲜事物，需要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其实，这次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就是这样的动作，它或者将会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掀起一股浪潮，希望这股浪潮能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有借鉴意义。[2]

相关要求

尊重大学的组织特性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推动大学制度变革必须考虑大学的组织特性。大学首先是一个学术组织，追求真理、发展学术是大学本质属性。基于这一组织特性，中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坚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传统价值观，这是大学内在逻辑。但是，大学又是一个资源依赖型组织，获取外部资源、实现组织持续生存是大学变革的内在动力。对外部需求的回应能力是衡量当代大学生存能力的尺度。当代大学植根于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组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都是从环境中得到的，大学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源的外部提供者。作为一个能动的行动者，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制度形态必须重视所处环境中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对资源的最终流入有很大影响。纵观大学发展史，推动大学变革的力量常常来自大学的外部，这是资源依赖的明证。比如说，美国二战以来历次高等教育大变革的推动者都不是来自大学内部，而是来自于大学外部。正是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决定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中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也必须重视社会环境、以灵活的战略塑造环境，引导社会的需要，重视与社会的互动与开放。中国当前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一治理结构基本反映了大学组织的学术性和资源依赖性。但是，这一治理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没有具体运作规定体系的制度框架，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当务之急是为这一治理结构创设运作机制。各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法治方式与现代大学制度

怎样处理大学内部的关系，建立“善治”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对一个大学来说，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很重要，要通过制定科学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章程来固化它。而大学章程以及大学内部的规章制度是不能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相冲突的。大学章程作为大学里面最高的行为准则，大家都得遵守，按章程办事。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中国公立大学的核心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这一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于依法明确并落实党委、校长的职权，充分发挥教授在学科建设、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和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师生员工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全面提高质量的阶段，也就是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这种矛盾时期，其他国家的大学也曾经历过。比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公共高等教育从50%上升到80%，学生规模从400万扩展到1200万，少数族裔的学生大量入学，女性学生的比例达到学生总数的一半，研究经费急剧增加，科研文化前所未有地主宰着顶尖大学，前100所大学成为世界科学和学术的重镇，等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高等教育走到了一个拐点，大学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政府因经费投入的增加而加强了对大学的管控。媒体和公众对大学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报道经常是负面的。教师的精神面貌出现滑坡，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导致学习条件恶化、与教师接触的机会减少，高等教育机构自身迷失方向，变得沮丧气馁，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20年多年，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充满麻烦的时代”。

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尽管同美国那个时候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却有几分相似，比如，媒体对大学的种种负面报道，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高度关注等。而且，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还有美国在“充满麻烦的时代”不曾有的突出问题，比如，高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因腐败问题出事，学者甚至学术带头人因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曝光。抄袭、舞弊、代考、作刀、卖考卷、权学交易、课题学位交易等，在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

所以这时候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尤为重要。大学里的每一个教职员工除了要头脑清醒、洁身自好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法律意识，不然，大学和个人都会陷入被动和尴尬的境地。中国的法治道路一直比较艰难，现在又是社会转型期，相关法律也要快速建立、修订，否则不按法律办的现象就不断发生。[3]

学术评价创新推动

制度创新也就是制度发展，它是制度变迁的一种表现形式。制度创新是一种组织行为的变化，是组织与其活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也是支配组织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现代大学制度以促进大学的高度社会化、有效发挥大学在经济社会中的重大作用为背景，这对学术研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现代大学制度无论如何变化，都是在充分占有大学本质基础上的发展，必须遵循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在于学术性。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如何有效地实现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步骤之一。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与学术语境下，建立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不断进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创新，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健全教授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制

英国教育学家阿什比曾说：“我们不能忘记，每个大学能否健康发展就在于校内由哪些人主持。”大学作为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主要机构，维护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制度权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教授对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的了解显然要比政府官员深刻得多。相比发达国家，我国高校教师的学术权力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高等教育法》虽然对公办高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有明确规定，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以及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但因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在实际运作上大打折扣。在当前条件下，高校应依据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健全以教授为核心的学术委员会机构和组织体系，明确学术委员会在重大学术事务上的责任与权利，从制度上保证学术委员会参与学校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实行专家为主的同行评议制度

学术评价应以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除必要的量化指标外，要强化学术评价的质量意识，建立有数量但不唯数量、以质量为导向和核心的评价体系。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不能仅看到级别的高低，更应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创新性、实际应用价值、社会影响等。而实行这样的学术评价，必须把评价权交给同行学者，而不是由行政指标评判，也应尽量杜绝不相干学科的学者参与。应当探索建立评审专家信誉制度，扩大评估活动的公开化程度。同时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尽可能减少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如有条件，可尽量聘请与评审结果无利害关系的专家参与评价。

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与其他评价有着很大的差别，许多内容往往带有测不准的特点，这为合理、合适的评估价值带来诸多不可知因素。因此，学术评价应当建立开放的、多渠道的评价体系，如自我评价、社会评价、政府评价等多种渠道结合的评价系统，同时强调可比性。人文社科学术由于其学科专业之间的不同，其行为结果也有很大不同。把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进行比较，就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如在学校排名上，艺术类、体育类的专业院校在综合类院校的排名中常常表现很差，这首先是因为诸如美术展览、舞台表演等是无法按论文项目的标准来折合记分的，只有在同专业内部才有比较的可能。有的学校将科研经费作为科研水平的指标来进行评定，但不同学科科研所需经费的差异太大，有的学科一个项目的经费就是另外一个学科所有项目经费的总和，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项目的学术价值或者应用价值就一定在其他项目之上。因此，高校之间以及人文社科学术评价应建立分类制度，不同的学校、学科要按各自类别的标准进行评价。

建立学术激励的长效机制

高校应该构建兼容并蓄、多元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学术激励的长效机制。如对文史哲等基础学科，要鼓励教师长期积累、潜心研究，淡化数量观念，强调成果创新价值。应鼓励以激励为主的学术评价体系创新，激发学者内在兴趣，使高校教师自觉、自愿地制定学术计划，开展学术研究，而不是迫于生存与制度压力。对有相当学术积累与学术成果的高端人才，可以不受常规考核指标的限制，根据其累积和持续的学术影响，实行学术代表作评价和同行评议制度；对长期专注于科研并成绩突出的教师，可打破常规，适当延长考核周期，给予其较大的研究空间。只有创造出公平合理的学术环境，才能激发文科学者学术自律与学术自觉的自我约束力，才能减少或避免为敷衍各种量化考核而衍生的各种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尊严。

学术评价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当前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但也不应以此为借口而实行“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制度，拒绝学习国际上先进的评价方法。学术评价创新的目的不仅要多出成果，更重要的是提高学术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从而提高学术质量。只有从高校的学术特征以及学术与高水平人才的关系等认识出发，以人为本、注重人才培养，充分认识大学的学术性本质，从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本位出发，协调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等多重关系，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才能迈出关键性的步伐，建设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才不会流于空谈。[4]

指导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通知》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大胆突破，努力形成有利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坚持统筹谋划，确保改革协调有序推进；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各地各校大胆试验。要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使教育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顺应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多更好教育的新期盼。

《通知》从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三个层面，确定了改革试点的十大任务：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

《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要科学制订实施方案，明确改革目标、进度安排、和配套政策，突出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要建立督促检查机制，对试点项目跟踪调研，定期进行评估，加强检查指导，确保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强宣传引导，对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果，要及时总结，组织交流，加以推广，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